第九章 东方与西方（1）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杜伦尼索xìng带着一批职业军人和数百破产农民离开荷兰，前往遥远的东方殖民地，这是1653年的某天，距离克伦威尔逃离爱尔兰不到三个月。

同样的情形在欧洲的很多港口进行，不堪本土封建领主盘剥的商人纷纷驾船出海，前往东方和西方的殖民地，寻找各自的zì yóu家园。

富庶的东方殖民地相对更能吸引逃亡的商人。新大陆土著，南美印第安人已经被屠杀殆尽，土地被早期的殖民者瓜分，统治者大多是纯正的西班牙贵族；北美的印第安人纷纷向西部逃亡，在那里，他们得到明国殖民者的帮助，在山林中建立他们相对稳固的家园。以此为基地，北美土著与欧洲殖民者的战争如火如荼，西方殖民者经常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少了块头盖骨。

只有在富庶的东方，文明的明国人还能用文明的手段对待他们的敌人，至少，商人们知道，明国人不会剥掉他们的头皮。明国的开明政策，甚至允许西方商人有条件地成为明国公民，享受同等贸易权利。

1652年，也就是《阿格拉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明国的内战爆发了，这场几乎雷同于明国初年“靖难之役”的内战，战争的结局也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南方战败，北方赢得胜利。所不同的是，这次是代表新党的南军最先向北方发起进攻；南方虽然战败，被迫承认朱明皇室的权威，但南方并没有遭受北方的管制，北方军仍然被阻挡在长江北岸；支持南方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即使在南北停战以后仍然没有放弃对抗北方的努力；在更广阔的内地，分别支持南北两方的地方世家也没有放弃打倒对方的企图，小规模的民间暴乱不断发生。

在马萨林的倒行逆施下，各地的反抗斗争进入高cháo，并朝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转化。英国革命的前车之鉴让欧洲王室jǐng醒，本来被孔代亲王说服，准备出兵干涉的西班牙王室这次拒绝支援投石党，不仅如此，西班牙王室正式与法国王廷签订条约，共同遏制危险的暴民。

受法国投石党的牵累，整个欧洲王室对商人集团采取敌意立场，加强王权对商业的监控。宗教战争让欧陆各国民生凋敝，财政空虚，也为欧洲王室准备了无数装备jīng良，训练有素的军队。

宗教战争期间，商人大发战争财，不仅如此，殖民地贸易也完全落入商人集团手中，所谓怀璧其罪，法国王室通过镇压资本家发财的事实，让整个欧洲王室羡慕和疯狂。整个欧洲掀起将城市收归国王和贵族的运动，或者说城市归化运动。王权得到加强的法国，在城市归化运动中，城市的管理和税收被国王（首相）掌握，法国zhōng yāng集权的君主制度逐渐成形；王权分散的奥地利等国，则王权被进一步弱化，地方领主不仅拥有农村，也开始真正掌握城镇和商业贸易，拥有完全对抗zhōng yāng的力量。

不堪封建特权压迫的商人纷纷逃亡荷兰，这个唯一真正由商人掌权的国度。欧陆的宗教战争，慢慢被封建特权与商业zì yóu的斗争取代，其中有战争，有妥协，有联合，也有背叛。

荷兰收留逃亡商人的举动激起整个欧洲王室的抗议，面对气势汹汹的贵族大军，荷兰的商人们不愿意卷入实力悬殊的战争当中，荷兰内部的贵族们甚至开始积极响应城市归化运动，企图夺取荷兰政权，建立开明的封建集权政体（注）。

“短暂的停战，只是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决战。”明国人民都知道，和平是暂时的，南北双方虽然都不愿意看到全国范围的暴乱，但双方都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下一次决战中将对方彻底打倒。

宗教革命中权威严重受挫的罗马教廷，不甘心封建王权脱离教权控制的罗马教廷，这个时候反过来开始jīng神支援遭受迫害的商人集团，以宗教的名义要求zì yóu城市投入上帝的怀抱。为了摆脱封建特权的压迫，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了这条曲折路线，宁愿掏钱加强教权，也不愿意贵族们瓜分他们的财富，限制他们的商业zì yóu。力量薄弱的意大利城市，成为支持教权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

教权，王权；商业zì yóu，封建特权；新教徒，天主教徒；纷繁的欧洲大陆因为宗教战争进行的不够彻底，国王们没有消耗掉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铜板，继续鼓噪着他们惯有的混乱。这个混乱的局面，因为奥地利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击败奥斯曼帝国的又一次入侵而达到高cháo。

杜伦尼在宏伟的欧洲剧变中渺小如尘埃，却因片刻的犹豫卷入更深沉的漩涡。同情投石党的荷兰商人支持孔代一支数千人的大军，这支大军的控制权却掌握在莫里斯（杜伦尼的舅舅，奥兰治亲王）为首的荷兰贵族手中，杜伦尼在莫里斯的支持下成为这支军队的统帅。

尴尬的身份让杜伦尼毫无战斗热情，马萨林派来对抗荷兰干涉军的，又是他敬重的老上级瓦莱泰将军。阿拉斯会战中，负责左翼的杜伦尼军最先崩溃，直接导致整个联合军战败。投石党运动自此衰落，荷兰商人也因为这次沉重打击而转而向贵族妥协，荷兰议会中，贵族的席位不断增加。

马萨林在阿拉斯战役后，亲切地称呼杜伦尼为“我忠诚的朋友”，这个称呼让杜伦尼在荷兰受到普遍的敌视和排斥，杜伦尼也不想回到同样敌意的法国，那里，只有投靠马萨林的酒囊饭袋的阿谀奉承；忠于国王的贵族们，对于他这个普遍认为的叛徒缺乏起码的尊重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