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破碎的梦（下）

听到这里，师少鹰摇了摇头。工厂管理层，明显又在偷换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总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数字。打个比方，一个家里有五口人，只有夫妻两个人工作，夫妻两个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总收入六千除以五，他们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块钱。换句话来说，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永远比夫妻两个人的工资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还好些，拿着一个城市最低保障收入，总算还能活下去。如果他们还有家人要养活，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远远低于政府公布的标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人想要养老婆，养孩子，攒上一点生病时应急的救命钱，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累得站在那里都可能睡着，我们就这样努力活着。可是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工厂接的定单变少，我们加班的机会也跟着少了，最惨的是，明明经济危机来，在我们身边的物价却涨了。考虑到物价因素，政府宣布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七百六十块，调到了八百三十块。听到这个消息，厂子里的人都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终于要加工资了。事实上，如果工资再不涨，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刘二喜的话，在某些人的耳朵里听来，大概幼稚得可笑，很可能再冠以一个“愤青”的称呼。

但是师少鹰却在用力点头，从本质上来说，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愤青，所以他在写作时，主角动不动就会慷慨激昂的进行演讲，最终被誉为“口号男”。

师少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对着刘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咙里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后，刘二喜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快乐的欢笑，“在我二十岁那年，一个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封我本家大姨写的信，告诉我，他是我的亲弟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妈又怀上了孩子，他是一个遗腹子。我家那么穷，老妈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就把我弟弟过继给大姨。我弟弟十八岁后，按照山里的规矩，已经该找相亲找对象了，现在想结婚什么彩礼啦，相亲啦，滴酒啦，回礼啦，看房啦，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钱，大姨家也穷，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最后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边。面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我虽然很惊讶，但是更多的却是快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人，在外面飘了那么久，孤独了那么久后，我又有家人了！”

两个大男孩一起飘泊在城市中相依为命，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学历，能找到的工作不会怎么好，生活当然很辛苦。

看着刘二喜缓缓捏紧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问师少鹰也可以猜到，涨工资，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许，所有的冲突，也来自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但是对刘二喜来说，这却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如果非要总结一下的话，在山东沿海城市，是韩国和台湾投资商多，在这里就是合资工厂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就好象我们进入的那间厂子，员工足足有三万多人，就是制造一些塑料生活用品，接定单出口到美国。”

“那些塑料用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之所以能够出口到美国，不过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力相当廉价罢了。工厂的管理层真的很聪明，很会钻国家政策的漏洞。国家规定，在周末加班，应该支付两倍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应该支付三倍的工资。可是我们的工厂，却定出了‘换休’制度，如果我在周末加了班，我可以在周一至周五选择一天休息。换句话说，我就算是周末或者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也绝对不会多拿一分钱。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就算心有不满，胳膊扭不过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闻里那些讨薪还挨打了的农民工，我们真的应该知足了。”

师少鹰听得很认真。他从来没有在类似于此的工厂里打过工，更没有被人克扣过工资，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原来还有一些工厂的管理者，在用这些方法偷换概念，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个地区，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公布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国家规定，该地区人均收入，不得低于这个标准。工厂管理层很聪明很聪明，他们定的工资，百分之百会卡着最低保障标准走。”